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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在转基因生物的研发上投资了200多亿元，拥有一些优秀的技术和产品。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绝大多数产品无法被引入社会。”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桢最近在接受《科学技术日报》采访时说。
转基因作物作为一种新的育种技术，其开发和应用势不可挡:自1996年大规模应用以来，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了106倍，世界转基因作物总种植面积超过18亿公顷，是世界总种植面积的1.2倍，转基因作物产值增长超过1330亿美元。
然而，许多专家表示，尽管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储备转基因技术，但其工业化已经落后，仍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产业化困难”仍然是摆在中国转基因科学家和相关企业面前的一座大山。
一个基因可以发展一个产业。
中国有这样一个现象:在肯定转基因技术安全性的同时，也限制了转基因产业化，尤其是转基因主食。农业部批准的转基因抗虫水稻“花恢1号”和“Bt汕优63”经过11年的安全性评价，仍然面临这样的困境。
然而，转基因作物的国际产业化在持续的争论中保持了快速发展。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组织发布的数据，2014年，28种转基因作物获准商业化应用，种植面积27.225亿亩。六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批准种植转基因作物或进口转基因作物作为食品和饲料。”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大芳说。
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竞争，加快我国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产业化，提高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创新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将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并于1999年启动了“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项目”。2008年，国家启动了名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重大科技项目。
“按照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完整链条，在转基因新品种培育、基因克隆和转基因操作技术、生物安全技术、中试和产业化、条件能力建设五大领域部署重大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说。
通过重大项目的实施，中国在重要性状基因克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尤其是水稻基因克隆，进展最快，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例如，过去两年在高级杂志上发表的水稻产量相关基因的克隆和功能分析，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科学家。
同时，中国取得了一批具有工业化前景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成就。如新型抗虫转基因水稻的抗螟虫效果达95%以上，与对照相比，可显著降低农药用量，增产5%以上，稻米品质达到三级优质稻米标准，居世界领先水平。
“这些研发显著提高了中国转基因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107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要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如高产、抗病虫害、抗逆性等。已经被克隆并应用于创造新的转基因生物材料。”万建民表示，工业化正蓄势待发。
行业推广缺乏“主导作用”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重大项目的实施，已经逐渐缩小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但它并没有在农业产业中发挥真正的作用。有许多原因，如科学技术、社会理解、国家政策、国际舆论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尹维伦说。
同时，中国种子企业仍需提高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创新主体。转基因技术不同于过去的传统农业技术，它体现了现代生物技术的高科技特征。转基因技术的大规模成功产业化有赖于现代企业的集约化经营。
“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不是技术研究或产品研发，而是从事生物技术产业的顶尖企业缺乏参与，生物技术发展的市场前景并没有引起企业的兴趣。”据万建民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然而，中国种业发展历史相对较短，原始科技创新能力仍然薄弱。中国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专利方面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种子企业尚未成为科技创新和投资的主体朱桢说。
中国有5800多家种子公司，其中只有325家注册资本超过3000万元。绝大多数种子公司没有健全的研发体系。平均研发投资不到销售额的1%。只有少数种子公司有商业繁殖能力。
“在产品创新方面，要实现大规模的‘流水线’运作，在不同环节进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和监控。在营销方面，许多知识产权保护和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需要实施，这决定了转基因产业化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模式。事实上，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产业化确实是由少数几个具有密集型管理能力的大型种子公司主导的。”万建民说道。
在国外，跨国种业集团已经成为推动转基因产业发展的主体。例如，孟山都、杜邦和其他公司每年投资超过10亿美元开发转基因作物技术和产品。孟山都公司、拜耳公司、杜邦先锋公司、先正达公司和陶氏农学公司拥有约70%的抗虫基因专利和85%的抗除草剂基因专利。
“中国应加强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建设，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地位，鼓励有实力、有良好成长和生存体系的企业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产品开发和应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引导和支持企业与优势科研机构建立实质性联盟，组建上、中、下游产品研发和创新团队。按照商业化养殖的组织实施模式，建立科技企业联合实施的新机制，加快产品研发和产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生物养殖体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林敏说。
对工业化战略的研究还不够。
“理论和技术的最终目标都是工业化。我国的科技投资一直是一些发达国家羡慕的对象，但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仍令人担忧。”中国农业大学的罗云波教授说。
近日，农业部科教司司长廖？阿德透露，在“十三五”期间，要加强棉花和玉米品种的研发，推进转基因抗虫棉、抗虫玉米等主要产品的产业化。
对此，黄大芳分析，这意味着转基因玉米的产业化有一个时间表。
专家表示，中国目前和未来可能已经基本确定了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总体目标和路线图，但应加强支持这些目标和路线图的强有力的战略研究。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详细分析我国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农业的重大需求的基础上，研究转基因成果如何能够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系统地制定实施产业化的具体步骤和相应机制等。这些战略研究仍然缺乏。”黄大芳说道。
中国工程院院士戴也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其工业应用与国外还有差距。“十三五”和“十四五”要进行系统规划。
专家建议对转基因生物的国家战略、产业发展政策、市场流通与应用、制度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权威依据，完善转基因生物发展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机制。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结合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的升级改造、消费市场、社会舆论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国际贸易等因素，进行系统的战略研究，尽快提出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明确规划。
同时，转基因品种产业化相关政策的滞后也影响了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进程。2001年，中国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条例》的实施促进和保障了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和评估。然而，一些法规已不再适合当前转基因生物育种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迫切需要按照促进产业发展的思路，尽快修订完善《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专家呼吁尽快出台《转基因生物审批程序》，完善和完善标签制度，逐步公开安全评价报告，这不仅保护了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有利于合理有效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