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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些国内重量级专家集中在媒体上撰写文章，列举中国近年来的科技成就。一些媒体也在大力宣传重大科技项目的成果。这些被解释为科技成就正在把中国从一个领导者转变为一个领导者。
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非常有必要正视我们已经取得的创新成就。然而，另一方面，要衡量中国是否已经从与他人一起运行转变为领先，它不仅应该显示它所取得的具体成就，或仅使用数字评价，如衡量指标，而且还应该审视科学与经济和社会之间互动的所有方面，并从多个角度和维度审视其科技发展。
源于国力提升的创新成果“井喷”
就创新成果而言，一些专家最近总结了几个方面:第一，基础研究正在加速赶上和超越它们；激动人心的工作包括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单孔径射电望远镜FAST，以及成功发射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Mozi、第一颗微重力科学实验返回卫星Praxis 10和第一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第二，战略性高科技突破继续推进。包括“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和“天宫二号”空实验室成功交会对接；最大深度为10767米的“海都”无人潜水器等重大科技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三，区域协同创新和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上述成就呈现加速趋势，但这是一种需要资源投入和长期积累的产出，本质上与国力的提高是一致的。
这些成就让人骄傲，但如果你想衡量你的领导能力，并对是否、如何以及如何领导做出相对中立和全面的评价，首先必须考虑哪些成就体现了科学的原创性。什么是支持科学研究的载体，什么是应对技术竞争的企业级R&D？就科学原创性而言，我们还应该考虑我们是否有系统地“大量生产”原创性科学成果或技术的能力，以及我们是否有能力在生产出原创性成果之后引导产品和学术市场。
主要科目应按不同类别进行评估。
在考虑回答上述问题时，首先要分别对待原始科学成果、重大科学技术项目以及重大科学项目成果和革命技术成果。
就原创性科学成果而言，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类成果的数量仍然相对较少，即使有，中国科学家的工作主要是观察、验证和证实前人提出的理论或假设。这显然是不够的。
近年来，在国家大幅增加研发经费的前提下，新的科学仪器不断完成。从等离子人造太阳到FAST再到“海都”无人潜水器，这些成就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中国科学的吸引力。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当用科学仪器来说明中国科学有领导能力时，证据是不够的。只有当主要由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积极利用这些科学仪器解决困扰世界科学界的共同问题，同时发现需要世界科学界共同努力的新问题和新的研究方向时，我们才能说我们有领导能力。否则，更恰当的说法是我们有能力建造跑道。
此外，我国高铁、航天和国内大型飞机的成功试飞也是令人骄傲和重大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大型飞机仍处于追赶阶段。一方面，由于技术封锁，很难扩大其影响；另一方面，其成就的民间转化仍然有限，很难成为世界领袖。另一方面，用高铁和大型飞机来展示创新领导力是不合适的。以高铁为例。中国广阔的领土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为这种综合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在高速铁路发展之前，广阔的国土、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出行方式并没有被这些特定的条件所束缚，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复制的。
事实上，由于中国制造的高科技电子和通信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以及这一份额背后的超级综合研发和生产能力，中国取得了更令人欣慰的成就。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能力将会越来越强。然而，由于它是一种整合，它往往是基于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取得的个人成就。在这些领域，使用“领导者”一词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没有指导意义。
科技政策有助于领导吗
中国的科技需要科技政策的大力支持，才能实现从追随到引领的转变。这种支持不能只反映在资金数额的增加和资金数额的增加上。更重要的是，在基础科学领域，必须有能力确定学术发展的方向，承担这一方向失败的风险和压力，并为科学家节省精力和投资事务的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天使投资者提供及时帮助和社会管理促进新技术应用的功能可以尽可能地整合。
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对科学仪器的支持也在不断提高。但客观地说，现有的支持仍然基于“跟踪+强化产出”的路径。2016年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无疑是LIGO对引力波的发现。然而，正如作者在采访国立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太极工程首席科学家吴月良院士时所表示的那样，美国研究资助机构20年来对引力波探测的支持使我们认识到科技政策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我们似乎还没有条件让资助机构承担风险，支持前瞻性的探索。
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科技政策和国家科研经费的作用如何体现？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设备更新，它更满足于使用现有技术，而不是完全开放创新技术。事实上，即使是声称掌握技术未来发展的风险投资，在中国也以投资商业模式而非开拓性技术而闻名。无论是投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还是押注滴滴，现在共享自行车，这种模式都得到了体现。
我们并不否认商业模式对市场和利润的重要性，但就引领科技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以科技政策取代私人投资模式，从而颠覆中国原有的高科技。
科学技术、教育和社会需要整合
不仅如此，就像科研资助和产业研发体系一样，中国的教育体系也高度符合模仿、赶超(和技术升级)的模式。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就此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在他看来，当前的教育体系不鼓励独立思考，这使得创新人才难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事实上，不仅是在教育领域，科学和技术创新也需要协调，以便发挥领导作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广泛融合、社会的合理参与和科学研究成果的有效传播都是必要的条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广泛融合似乎使社会享受到更多的科学技术成果，但事实上，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效地反映社会需求。
如果科技进步不能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相结合，也将对科学技术的领先能力构成巨大挑战。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门不太流行的科学，但从本质上来说，它表明整个社会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科技进步的应用和可持续性将受到影响。(贾)
(作者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