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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网红！”郑永春的开场白让每个人都笑了。他自称“春哥”，喊着口号:“辛春哥，别挂了；相信春哥，你会有永生的。”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九楼的科学咖啡馆很拥挤。每个月的一个星期一晚上，一群热爱科学普及的科技工作者聚集在这里喝咖啡，谈论科学。这一天的主旨发言人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郑永春，他最近获得了美国天文学会的卡尔·萨根奖。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郑永春经常出现在公众和媒体面前，似乎已经习惯了成为一名明星科学家。然而，在中国，很少有科学家想成为科普“网红”。
在今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科技工作者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为自己的职责，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自己的职责。
然而，事实上，记者随机采访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科学研究是科学家的职责，而科普不是正确的事情。”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普及科学有什么困难？如何让更多的科研人员参与科普？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我从一开始就不热衷于科学普及，但我慢慢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并开始认真做这件事。”郑永春告诉《每日科学》。
“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师不喜欢科学，科学家从来没有参加过考试，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前也没有见过科学家，他们怎么会对科学感兴趣呢？年轻人对科学不感兴趣。我国科学创新的希望在哪里？”郑永春说，尽管近年来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科普和科学研究同等重要，但要将这一概念付诸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郑永春的理解，科学研究者不愿意普及科学有两个原因。一是保密的需要。另一种是认为科普活动会干扰日常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秩序。“这实际上不是理由。”
“平均0+的美国核潜艇和航空母舰都可以被公众参观。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眼睛能偷的东西一定不是秘密。”郑永春说。至于干扰日常科研工作，他认为国外的做法也可以借鉴，如采用预约制、限制限时流程、建立参观渠道等。
郑永春认为国外的科研机构，尤其是美国的科研机构，自然认为科普是责任，而国内却没有这种意识。“为什么美国航天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空美国航天局)如此热衷于科学普及？因为他们的资金需要国会批准，批准的先决条件是你必须说明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介绍说，科普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美国科研机构、学会和研究人员积极普及科学的主要原因是向公众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以获得高度关注，从而获得更多的资金。
除了缺乏对科普的强烈意识，记者在之前的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听到科研机构表达了科普的实际困难:“不是我们不愿意做科普，而是基金从哪里来？现在所有的资金都以项目的形式分配。你从哪里得到科普经费？”
“这确实是个问题。”郑永春说:“既然规定了普及科学的义务，就必须提供专项资金和人员。在美国，科学普及费是向主要科目收取的。中国的主要项目和其他项目能从这种做法中吸取教训吗
著名天体化学和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在接受《科学技术日报》记者采访时也建议:“973‘863’等项目经费的1%和2%要用于科普工作，要用几张光盘把整个过程解释清楚，比如嫦娥一号。然而，如果这个项目的成本不包括科普，而科普需要额外的改变，那就更难了。"
有了钱，总得有人去做。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大光教授认为，中国科学普及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科学家。他认为，现行的科学家成就评价体系中没有“科普成果”，科学家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
外国科学家愿意从事科普写作，这与科普作品的大量流通有关，可以提高社会知名度，获得相对丰富的经济收入。一些写科普名著的科学家的版税收入甚至高于他们的官方职位的工资。除了版税之外，举办科普讲座也很有意义。在国内，情况并非如此。
中国科普研究所的谢晓军博士对此表示强烈赞同。“要求每个科学研究者普及科学是不现实的。有些人可能不擅长于此，但对于这组科学家来说，这是他们的责任。如何让更多有热情、有能力的科学家参与科普，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他认为，把科普工作作为申请课题和职称评定的考核内容，可以调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极性。
(北京，7月18日，《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