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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时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定恢复高考并派出公派学生，这改变了许多学生的命运。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中国教授丁永健就是其中之一。丁永健1979年加入上海同济大学预科部，1980年夏天来到德国。
最近，在德国生活了38年的丁永健给《欧洲时报》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他在德国读公立学校的感受，并给年轻的国际学生提了一些建议。
丁永健，德中教授，马德堡应用科学大学副校长。(来源: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在这里，我主要谈谈我对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的个人感受，结合我在德国的职业生涯，展望未来，并与青年学生分享一些个人的经验和建议。
出国留学只能留下10元零花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命运。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政策，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组织路线，改善了党的纪律和纪律，完善了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全会平反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分清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提出了解决国民经济主体比例严重失衡，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要求；全会还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以我个人对当时这个叫做“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的理解，我记得两句话:彻底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如果决议中还列出健全的民主和法制，那实际上就是“五个现代化”。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官方只提到了前四条。四十年过去了。要理解这项决议的伟大之处，我们必须回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中国现实。僵化思维的典型例子是“两个凡是”，一切都受制于刚刚去世的毛泽东主席的言论。不仅仅是国内政治，即使你在国外学习或访问代表团，也有很多规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例如，你必须和两个人出去；不准观看非新闻影视节目；你不允许在国外学习时谈恋爱，尤其是外国人；不要去红灯区；外方提供的奖学金应专款专用，并予以报销，多余部分应上缴社会。个人只能保留10元人民币的外币兑换额度作为“零花钱”，以此类推。
说到经济领域，中国已经很穷了。最直观的是国家外汇储备数据的比较(单位:1亿美元):
在那些日子里，有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故事。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回国，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带走了国库中所有的美元现金。他担心金额不够，所以先解决了酒店费用，每个人都按照规定给了一些零花钱，发现没有钱付小费。结果，邓小平放弃了他的股份。为此，细节并不重要。
当时的物质短缺和公民自由也可以概括如下: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是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而(家庭)政治审查正在等待；普通人没有录音机、电视机、计算器、冰箱、空音、汽车、房地产、股票、公司，更不用说了；普通人不能自由地上大学、找工作和创办公司，也不能出国旅行或移民。由于许多限制，有些人不能自由恋爱或坠入爱河。
1980年夏天，同济大学与赴德国留学预科一期的师生合影。
公立学生成为行业领导者
当时，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残余，仍然推行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有一项直接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那就是恢复高考并派出公派学生。这些决定直接影响了我在德国的个人生活道路和见证学习生活。1977年底，我恢复了高考，被上海同济大学建筑材料系录取。1978年2月，我作为新生进入这所学校；1979年，教育部成立了同济大学留学德国预备部，我加入了留学德国预备部；1980年夏天，第一批97名在德国学习的本科生来到了德国，我就是其中之一。
1982年，中国开始重新分配在德国学习的研究生；1986年，他开始派遣高级访问学者；此外，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直到2007年，中国奖学金委员会(csc)重新启动了德国的博士项目。在德国的国际学生总数从当年的几百人增加到现在的大约6万人，在外国学生中排名第一。
许多在德国学习的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国外完成学业后已经返回工作岗位。这个群体涌现出许多顶尖人才，从教授到院士，从合资企业老板到大学校长，再到科技部长，他们大多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导者，极大地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一些留在德国工作的人也成为了大学教授或团队主管。
我们应该多和外国人打交道
展望未来，我相信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中德两国关系良好，有着共同和互补的利益。我有权做出以下预测:
首先，在德国学习的中国学生数量将继续增加；第二，文科学生的比例将进一步增加；第三，留在中国的德国人数量急剧增加，目前的规模约为每年六七千人；第四，学术研究机构的相互建立可能增加。
作为一个在德国学习的老人，我在德国生活了38年，从外国的角度见证了几乎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它的成就是绝对伟大的，但由于历史背景，不可避免地会有缺点。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经验大于教训，或许有些见解值得与年轻人分享。
首先，选择导师、研究方向和课题。我过去选择的核能领域属于高科技范畴，但近年来，核能已经成为德国的夕阳产业，这种气候也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
第二，尽快完成论文，不要拖延。太老了，即使你有博士学位，也不利于公司内部的晋升；
第三，我们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学习和研究德国的社会和文化；
第四，我们应该多与德国和其他外国学生打交道，提高我们的跨文化能力；
第五，提高我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比如，我从小就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的活动；
第六，明确自己的特长，选择相应的职业道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一辈子的研究工作；
第七，积累行业实际工作经验(三年以上)，这也是招聘德国工程教授的要求之一；
八、诚实、勤奋、团队精神和勇于承担责任，这不仅适用于德国企业；
第九，我们应该懂得感恩和回馈社会，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归根结底，社会上有成功人士，而在和谐社会中，成功人士必须同情和帮助弱者，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
1982年，他以慕尼黑中国学生学者协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国庆开幕词。
延伸阅读:丁永健在工业界和归国大学工作了17年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2017年，丁永健接受了《欧洲时报》的独家采访，讲述了他在德国职业生涯的许多细节故事。
丁永健毕业于慕尼黑工业大学电气系，曾在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西门子发电部和永安电力集团工作。他是中国田湾核电站1号机组第一套数字安全仪表和控制系统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曾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仪器和控制专家、德国核安全委员会的电气专家成员、德国中国教授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以及一个慈善教育基金会的副主席。
“我在慕尼黑嘉兴的德国联邦反应堆安全研究所工作，读了将近10年的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去了西门子发电部，然后去了位于汉诺威的永安电力集团分公司。前后17年。2002年，我以自动化教授的身份去了马格德堡。”丁永健说道。
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7年后，作为回报，上大学似乎是一种意外，也是合理的。丁永健对科研和教书育人的热情是难以言表的，但如果要谈意想不到的因素，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我觉得核电仍然是高科技、时尚的，而且前景很好。那是1986年。”那年之后，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了，这也是德国核电政策平衡的开始。丁永健承认，重返校园实际上与德国放弃核武器有关，留在工业界有时会给他带来前途未卜的感觉。“所以我想最好还是回到大学去。首先，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第二，我仍然可以做核安全。”用他的话来说，成为联邦安全委员会电气部门的专家成员是一个“重要的副业”。
彻底学习不一定是件好事。丁永健讲述了他在大学学生会的经历。“当时有一个由台湾学生组织的学生会，还有一个由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侨学生参加的会议。我还记得学生会主席是萧绍。他说慕尼黑终于有了来自大陆的学生。他学会了打着中国学生会的旗号打电话。现在你是正统，你必须给我们让路。”后来丁永健担任会长，在使馆的支持下，学会更名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这很有意义。我要和学校的学生服务中心打交道，借房子(搞活动)，向学校外事办公室申请赞助，还要请学校领导到讲台上讲话...这对于我与人打交道和了解书本之外的社会很有帮助。人们仍然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现代工业也注重团队。花些时间在这上面对我以后在这个行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作者丁永健，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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