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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科技日报》6月25日报道——“基础研究的差距直接影响未来产业技术的升级。如果中间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共同的核心和关键技术无法突破，中国工业将面临长期锁定中低端的风险。”6月24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9届年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强调了“基础研究”，在会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我国许多产品的稳定性不如国外产品。这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基本的事情，并且知道为什么。我国许多产品在应用方面还没有做足够的基础研究。对于与产业直接结合的基础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不高，一些研究者不愿意这样做，这需要国家的重视。”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伟力说。
基础研究制约着行业的技术水平。万钢认为:“这在信息产业的操作系统和中央处理器芯片、制造业的4G以及一些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领域尤为突出。”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已经将基础研究置于顶层设计和前瞻性部署的重要位置。万钢表示，在2016年和2017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基础研究项目已经占到总资金的34.7%。2016年，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1/4将陆续投入基础研究领域，包括重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基地。
然而，从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基础研究投资总量与发达国家不同，投资结构也有很大差异。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R&D全社会投资的15%，而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仅占5%。在中国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的总比例为25.2%，与美国联邦政府的23%基本持平。然而，在美国各州政府的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例为26%，而我国地方政府的比例仅为7%。根据目前的统计，在美国企业的研发投资中，基础研究的比例为4.4%，日本为6.8%，韩国为13.1%，而中国企业仅为0.1%。美国社会捐赠的资金中，约有20%投资于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相关的基础公益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基本为零。
在第19届中国科协年会上荣获“实事求是优秀青年转化奖”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邢毅说:“目前基础研究的投资结构确实不合理。企业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缺乏战略部署的资金。”
刘伟力对外国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资和早期布局印象深刻:“几年前，我参观了外国企业的研发中心，发现它们比国内的研究机构大得多。企业的核心研发中心实际上是在做基础研究。十年后，当人们部署研发方向时，我感到震惊。”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有些领域可以在实验室生产产品。实验室已经变成了生产车间。我们需要适应这些新特性，加快从知识到技术的过程，并将其转化为产品。这就要求企业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实体在创新链的前端更加活跃，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产学研联盟和协同创新联盟，共同参与基础研究。”万钢说。
例如，万钢表示，华为正在与世界知名大学和学院合作，不断投资基础研究领域的全球布局，并在第五代移动通信的技术标准和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百度、腾讯等企业纷纷在机器翻译、深度学习和智能车辆等基础前沿领域开展R&D布局。只有开放资源，他们才能在新一代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刘立福李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