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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4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德国柏林参加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举行的选举之夜。视觉中国信息
近年来，欧盟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欧洲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恐怖危机到英国退出欧盟危机。
在应对持续危机的过程中，德国被从幕后推到了前台，被认为是欧洲联盟的主要国家之一，并被赋予了应对危机的领导责任。随着法国的衰落，德国一度被认为是欧盟中唯一的主导力量，以至于波兰前外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曾感叹:与德国霸权相比，我更担心它的不作为。然而，德国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德国不采取行动，它将因逃避责任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然而，如果德国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应对危机，它将不得不背负德国希望将其意愿强加给其他成员国的污名。
不久前，9月24日，默克尔赢得了德国大选，并将开始她的第四个总理任期。欧盟领导人都期待默克尔在大选后领导欧盟前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随后巴黎索邦大学的演讲中抛出了改革欧盟的蓝图。那么，在德国得到更多关注的背景下，人们对德国未来在欧盟的领导地位有什么期望呢？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困境能得到缓解吗？至少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默克尔的权威将被削弱，这可能会限制她在欧洲政策中的行动。尽管默克尔赢得了组阁权，但她的基民盟/基社盟赢得了创纪录的低点。选举后，默克尔的党内权威没有受到公开挑战。然而，CDU和基督教团结国际之间的内在矛盾，如难民政策的差异，显示出重回谈判桌的迹象。与CDU相比，更加保守的基督教团结联盟强调德国和基督教团结联盟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的利益。目前，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社盟预计将与属于右翼的自由民主党和属于左翼的绿党结成黑-黄-绿联盟。虽然自由民主党、绿党等小党派都持有整体拥抱欧洲的立场，但由于他们在欧洲政策中的立场和优先次序不同，未来的默克尔政府只能形成欧洲政策中的“最小公分母”，在联合政府内部很难就欧洲政策的各个领域达成广泛共识。
因此，从德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人们最多只能在欧洲政策的某些方面期待德国的未来进步。当然，这种情况对默克尔在欧盟层面的游戏并非毫无用处。例如，对于不利于德国自身利益的欧盟改革计划，默克尔可以拒绝做出让步，因为联合政府中存在阻力。换句话说，默克尔增加了一些无法谈判的筹码。
其次，德国新选择党(afd)的崛起将极大地限制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在这次德国大选中，最大的赢家是德国新选择党，它不仅跨过了5%的门槛进入议会，而且以两位数的投票率(12.6%)成为议会中第三大党。从德国新选择党的竞选纲领来看，主要集中在反欧洲、反欧洲和反移民方面，尤其是反伊斯兰的旗帜；从选民分布来看，它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尤其是在德国东部。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德国新选择党甚至成为最大的政党。因此，在德国统一27年后，东德和西德人民在政治文化和选举行为上仍有显著差异。
为了赢回德国新选择党的选民，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基社盟发起了一场讨论，讨论是否适度向右转，填补wing/きだよ.的空缺已故的基社盟主席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15-1988)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的右翼没有合法的民主党。”这意味着CSU应该在德国的政治生态中占据最右边的位置，但是德国新选择党在空右边的位置打破了这个禁忌。事实上，其他主流政党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为在大选中，他们都出现了净选民流失，他们转向了德国新选择党，而一直主要吸引抗议选民的左翼政党也未能幸免。这也意味着在默克尔领导下的未来黑黄绿政府必须更加关注解决国内“小人物”的需求，其欧洲政策也必须更加关注德国自身的利益。
德国新选择党领导人威胁要在议会“追捕”默克尔。可以想象，一旦默克尔在欧盟层面做出让步，并“背叛”德国的利益，该党必然会猛烈炮轰。因此，当默克尔政府在未来制定欧洲政策时，它必须让德国人民更清楚、更直观地认识到，这些政策符合他们的短期或至少长期利益。
第三，法国在欧盟层面的回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德国在欧盟的领导任务。传统的法德轴心转变为德法轴心后，直到转变为德国的独立领导，对德国在欧盟重新获得霸权的质疑和批评此起彼伏，出现了“新德国问题”。继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德国被推到了前列。因此，就德国而言，如果其他国家和德国能够在欧盟中共同领导，对德国的压力就可以得到解决。为此，默克尔在最后一届任期内有意识地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建立了一个四国联盟，或者复兴了德国、法国和波兰之间的魏玛三角，以减少德国在欧盟寻求“霸权”的猜疑，但总体效果并不大。在马克龙统治“欧洲牌”并赢得大选后，人们期望复兴德国和法国的轴心。(1991年，在时任德国外长的倡议下，波兰、法国和德国外长在德国著名城市魏玛举行了三方会议，并建立了定期年会机制，由此产生了魏玛三角。——编者按)
然而，恢复德法轴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恢复法国的综合国力，使其能够与德国形成一定的力量平衡。在这里，宏龙的国内改革计划和欧盟改革计划是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宏龙迫切需要在欧盟层面取得成绩，为其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夯实外部基础。为了支持马克龙的国内改革，默克尔总体上对马克龙的欧盟改革提议持开放态度。然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行动受到内部因素的制约，宏观的欧盟改革计划今后只可能取得部分突破，这反过来又会削弱法国人民对宏观国内改革的支持。无论如何，宏龙重塑欧盟的雄心可以弥补未来德国在欧盟领导资源的有限投资。
最后，欧盟对全球角色的追求仍受制于其内部困境。早在2016年7月，欧盟就通过了一项全球战略，其意义仍相当具有前瞻性，即在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推行孤立主义政策后，全世界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没有什么好办法变得更强大。
英国退出欧盟会议后，欧盟的欧洲怀疑论和反欧洲势力崛起，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形成小团体，内部凝聚力受到严重挑战。最明显的例子是匈牙利拒绝接受欧洲法院关于难民配额的判决，以及如何“惩罚”匈牙利，这是默克尔新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大国打算领导欧盟在国际层面做更多事情。然而，一些小国不愿意简单地跟随，它们会故意抵制大国的决定，以突出自己的存在，这最终将暴露出欧盟内部更多的不团结。在行动重点方面，鉴于欧盟目前的形势，欧盟今后仍将把自己的资源和行动放在处理内部和周边事务上，特别是内部和周边安全的保障。在全球层面，这将是欧盟主要大国表现的舞台。然而，即使在德国，政治精英对全球角色的要求与普通人寻求和平的心态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总之，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德国在欧盟中实现其自身意愿和利益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德国领导欧盟解决欧盟问题和实现其整体利益的能力，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
无论如何，展望默克尔4.0期间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我们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首先，德国不太可能推出实质性的欧盟改革措施。此外，在制定其欧洲政策的过程中，德国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接受，因为内部的制约越来越多。因此，其他国家对德国在欧盟层面领导地位的期望也可能会降低。
其次，回归作为法国在欧盟层面的主导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德国在欧盟层面行动的减少。人们不仅会关注德国，还会关注德法三驾马车能否顺利运转。然而，鉴于德国和法国在欧盟改革愿景上的巨大差距，宏龙对欧盟改革的宏伟计划注定是“雷声大，雨点小”，欧盟的未来只能向前迈一小步，其全球角色的实现只能是理想远大于现实。
编辑:李瑞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