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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洲时报》记者陈雷报道]1980年，张玮琪前往西德前首都波恩大学学习医学。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学院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和工作。2008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的终身教授，并担任分子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十多年来，他与德国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上图显示的是张玮琪教授。(来源:欧洲时报记者陈雷拍摄的照片)
谈论出国留学:刚到波恩时学好德语，融入当地
近日，记者来到德国著名历史名城明斯特，看望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张玮琪教授。采访前，张教授首先带着极大的兴趣带领记者参观了老城区，介绍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气质。
1648年，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威斯特法伦和平条约在明斯特古城签署。市政厅对面的商业建筑的山墙形成了一个优雅的轮廓，在它的拱廊下有许多精致的商店。圣保罗大教堂就在附近，它前面的市场在欧洲很有名...
在经历了半个小时的历史文化之旅后，采访从中世纪城墙上一家时髦的咖啡馆开始，这里也是张教授经常与一些文科同事讨论学术问题的地方。
谈到留学，鲁迅先生说:“一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获得了老庄的博士学位，这让外国人感到惊讶；然而，回到中国后，是康德和黑格尔。”张玮琪出国留学的决心是能够与全世界竞争，而不是在他的同胞面前吹嘘。他坚持不喜欢别人，不寻找捷径，并努力适应好奇心。
他介绍说，当他第一次来到西德时，在波恩学习的中国学生可以用十个手指数他们，他们可以感受到西德对中国的好奇。这里有很多问题:中国是否有灯，是否有火车和公共汽车，妇女是否仍然被束缚，她们是否是一夫多妻制，等等。，并把他们当作“晚清时期的小学生”。
当时，中国青年学生的到来为德国人了解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小窗户。当时，张玮琪和他的同学们只读了一年多的德语，他们能够用纯正流利的德语回答各种德语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这让许多德国人刮目相看，也让这些年轻人感到自豪。
西德人的友谊和真诚，以及无私的帮助，也让张玮琪感到温暖。这也是德国给他的第一课:“语言是心灵的窗户。”只有当你学好了当地语言，别人才会愿意和你交流，你才能展示你的才华。
张玮琪属于经历了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即所谓“新三中全会”的最年轻一代。来到德国后，他珍惜学习的机会。此外，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等语音和视频聊天软件，这给与中国的交流带来了不便，迫使他们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在他的《我们是德国的教授》一书中，他分享了一种与中国交流的有趣方式:“为了更生动地与我的家人联系，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买了一台录音机，把它放在空的磁带里，如果什么都没发生，就在里面说几句话。然后和访问德国的代表团一起带回家，这样家里的祖父母、父母和姐妹就能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比写信更有身临其境和亲切感。现在想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它真的有点穷人的‘本土互联网’的高级意识……”
谈教育:关注教育“文化广角镜头”看德国
张玮琪不仅重视自己的专业，而且非常重视中西文化、中西语言、中西医学和中西人文的比较。他说，他不仅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着深邃视野的“专业显微镜”，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着宽广视野的“文化广角镜头”。
中国的大学深受英美制度的影响，但张玮琪来到西德后才意识到德国的教育制度和英美的教学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他首先发现德国传统大学没有门，没有墙，在英国也没有牛津、剑桥或哈佛式的校园。学校的所有部门，甚至实验室和教室都分布在全市。可以说“学校和城市一样大”。
这似乎只是一个办学形式和院系的问题，但它最能体现德国大学办学的灵魂，即“洪堡的教育理想”。其核心是，高校的最终目标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结合各学科的特点，把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美化。也就是说，大学的任务不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即大专、中专、技校的任务)，而是培养“独立自主、富于情操、自觉负责的世界公民”。这与中国“边学边好”的内在目的大相径庭。
张玮琪教授说大学是年轻人一生中最好的空闲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如果功利心太强，一开始就会以结果为导向，最终会同质化。德国教育让你有能力自己追求有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并最终教会你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他还引用了担任耶鲁大学校长20年的理查德·莱文(Richard Levin)的话:真正的教育是自由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抱负、批判性独立思考、时刻自我意识、终身学习的基础以及获得幸福的能力。
谈论医学:感恩并帮助他人，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
在张玮琪教授看来，许多人只是把医学理解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技术，这种技术并不全面，因为病人不仅需要医生，还需要医生；医生需要“有时治愈，经常帮助和总是安慰”病人。
回顾当年的开学典礼，张玮琪仍然记得医学院院长的话:除了医学、教育和法律这三个必须通过国家考试的科目之外，大多数科目只有通过学校考试才能毕业。这是因为这三个学科的毕业生有权行使代表国家主权的职能。一个没有火车、拖拉机和财富的国家可能会暂时落后，但这不会影响国家的生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尽职尽责的医生，那就是“人生如天堂”；如果没有尽职尽责的律师和法官，那将是“民族运动的困难”；如果没有尽职尽责的老师，那只能是“一天的结束”。
张玮琪教授非常感谢他的医疗经验:“这不仅给了我帮助他人的机会和能力，也给了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机会。”医生的经历教会了我对生命的尊重、对命运的耐心以及对他人的谦逊。”
科学研究:为中国精神疾病研究搭建桥梁
在处理科学研究时，张玮琪教授不喜欢追求热门话题，而是热衷于脑科学中更具挑战性和风险性的话题。在他研究的精神疾病发病机理领域，他的尝试非常大胆。
一个人遭受精神创伤后，他的基因不会改变。然而，通过小鼠实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排除外部环境因素后，获得的经验仍然可以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非遗传”遗传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呢？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张玮琪教授认为值得继续研究。
此外，德国中国教授协会会长张玮琪教授表示，德国的中国教授经常思考如何为年轻的中国学生和中德科技交流做更多的事情。在他们共同出版了《我们是德国的教授》一书后，教授协会为一系列书籍提出了一个新的书名，暂定名为《德国的中国教授看德国》，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书籍更全面地介绍德国，更深入地带领读者进入各自的专业领域。
张玮琪教授本人计划写一本书，介绍德国精神病医疗机构的发展史。德国人也一直害怕精神病，德国社会对精神病的容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现在一样，中国也把精神病学部门叫做精神医学部门，把精神病学治疗中心变成了精神健康中心。
他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示德国对精神疾病的研究、理解、治疗和宽容的发展历程，帮助中国人放弃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抵抗，对精神病人的宽容。
他还强调，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是基于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基于语言交流，建立在对生活、社会和人文背景的理解之上。如今，主流精神病学的主要理论和教学是由欧洲人和美国人发展和撰写的，并深受欧美语言、社会习俗、宗教背景等的影响。因此，中国人需要结合自己的语言特点和人文特点，适当改进这些理论和方法。
基于他对中西语言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他希望发挥这一优势，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国健全的精神疾病治疗体系做出贡献。
谈论心理学:随着年龄的增长，放慢与时间赛跑的速度会更快乐
除了在学校进行教学和研究之外，张玮琪教授还经常被邀请举办各种关于心理健康的讲座。在这些场合，他会结合自己的专业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为观众“解惑解惑”。
说到人们的需求，最经典的理论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模型。过去，特别是在灾难或战争时期，人们的需求基本上徘徊在两个层次:安全和生理需求。在这个班里，每个人都会为用温暖的衣服和食物支撑家庭的保护而高兴。在现代社会，人们不能满足于温饱和家庭继承的保障。他们更关心尊重精神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幸的是，金字塔的顶端总是最小的。如果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来定义幸福(比如被名牌大学录取或变得富有等)。)，不可避免的，有些人会迷失、沮丧甚至悲惨。
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更有选择性和独立性。但是当选择太多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因为纠缠而变得不开心。人与人之间太多的比较会导致悲伤的相对幸福。此外，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过于独立和不知道如何分享也是不快乐的原因。每个人都有盲点。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忽略现实，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
张玮琪教授说:传统中国人非常重视现实，更喜欢儒家的“实事求是”思想。中国近代史的衰落带来了许多对传统文化的恍惚和怀疑。美国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国家，它在现代史上的成功让我们由衷地羡慕它，也让我们对这种美式的“与时间赛跑”产生了偏好，这意味着不用学习就能使用它。有人说:“如果你急于与时间赛跑，你就会放弃变老。”美国式的“与时间赛跑”可能有这个固有的缺点。然而，欧洲文化传统中不乏偶然性思维。他希望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多一点欧洲，少一点美国。俗话说:“如果你走得太快，你需要停下来，让你的灵魂跟上。”也许在当今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时放慢“与时间赛跑”的步伐，让我们的灵魂有机会跟上，这可能是我们获得心理平衡的重要环节。
(编辑:每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