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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国的情怀是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母题，放射出怀旧、寻亲、生存焦虑、民族复兴等创作维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虽然创作者们已经适应了“离乡背井”的文化阵痛，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但他们又经历了“落叶归根”的微妙转折，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乡愁从感性到理性的逐渐转移。家和国家的感觉可以用三种方式来解释，即家和国家的定义，对家和国家的感觉，对家和国家的期望。随着题材广度和技巧精度的双向提升，乡土记忆、乡土情感和乡土使命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新理念和新变。
从“扎根”到“第二次移民”
在20世纪6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中，“边缘人”的苦难和被动与渴望民族复兴的家园梦想并存。海外旅行者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从他们对亲人的依恋、对故土的记忆和对故国的热爱中蔓延开来。小说酝酿着失去根基的困惑，流传着“但我望向故乡，暮色渐暗”的悲伤，热爱故乡，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与此同时，留学生文学特别关注留学生群体的个人问题，从而凸显中西文化差异的清晰性和碰撞的必然性。然而，陈若曦却通过《突破》和《二胡》等作品，提出了“告别畸形分裂的家国之仇，拥有健康祥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情怀”。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是一部经典文本，它揭示了留学生失去根的痛苦。从俗早在《野宴图》中就提出了“裂”的概念。“住在别人的屋檐下，虽然屋檐好，但毕竟是别人的。她还回答了国际学生的“怎么办”问题:“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书写我们的向往和梦想..."
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文学延续了余立华、白先勇、丛肃、陈若曦等人对分离理论的阐释。此时，家和国家的梦想已经与个人的自我实现交织在一起。与同时代的华裔美国作家的英语小说相比，也存在着文化根源缺失的反思，表现为父母(中国经验)与子女(西方经验)之间文化观念的碰撞，进而加剧了现实与理想之间既定的矛盾。谭恩美的《喜福会》中龚琳达的独白可以相互证明:“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让我的孩子适应美国的环境，但又保留中国人的气质，但我怎么能指望这两者从根本上是不相容和不相容的呢？”在我看来，留学生文学的焦点是“灵魂”的丧失，而新移民文学则是“根”的丧失。前者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文化，抵御西方文化，对祖国的热爱尤为强烈和痛苦；后者以个人的精神体验为基础，以文化鸿沟中的困境为中心，传达了新移民的当下状态:他们渴望融入西方，但无法得到充分的认同，因此当他们回到中国时，无法再被完全接受，最终选择回归西方。20世纪90年代，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张玲从中国故事入手，认为写作是对故乡的一种回归，根据自己的青年经历重构江南记忆，将自己的成人经历浓缩到北方叙事中进行重构。
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在世界上备受关注，但其思考点有了新的着陆点:从海外情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到当下问题/真实中国的思维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视角的变化与创作者的频繁“回归”密切相关，创作者可以直接融入中国的现实生活，体验中国的新变化。因此，家和国家的经验不再来自记忆或经验，而是来自真实的现在。薛亦豪在《希拉里米荷米》中提出了一个论点:“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在于，它让移民永远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不会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家”意味着移民的第二次移民。“那么，对于海归来说，家乡和异乡是辩证的，而中国具有家乡和异乡的双重特征。他们是旁观者，拥有更自由的视角和更平静的视角，因此他们对祖国的表达可以从最初的情感上升到当前的问题解决。”《空老巢》(薛一真)，分析了为什么空市的老年人老巢成了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者《永别了，老了》(张会文)揭示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揭示了失去土地的农村老人因无用和无利可图而被子女抛弃的悲剧；《Jordan》描述了香港内地女性移民所面临的生活困境、身份歧视和家庭畸形。”香港的天比农村的天更蓝？阿珍看不见它。现居香港的阿珍和阿芳，在20世纪60、80年代与欧美的“边缘人”相遇。
从家庭追踪到家庭记忆
家庭谱系建构是呈现“家”的重要方式。家庭的代际传承是最基本的叙事线索，它与家庭风格、地方文化、历史文化等因素形成组合，旨在反思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考察《彼岸》、《唢呐烟》、《海神号》、《金山》、《北方风筝》等中国文学家族小说，家族被视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台，深深植根于文本中的家与国的情怀，聚焦于家族血脉和民族血脉。
张玲采用里程碑式的家族建构，即聚合家族进化史、个人成长史和文化发展史，使温州梦和他国梦谱系化、形象化。如《望月》、《渡彼岸》、《邮购新娘》等，形成了西方贵族家庭和江南家庭的中西呼应。《金山》是她家庭叙事的最后阶段，其最显著的文学价值在于用现代汉语作为“睡在落基山下的孤独灵魂，完成了一次回家的旅程”。在小说中，《落基山》和《开平碉楼》承载了方家、方金山、方金河和方进修的梦想，托起了“锦绣山河”的家族心愿，包裹了海外侨胞的思乡归乡之情。沈宁的《仙风》所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保存和传承中华文明的血脉。以沈钧儒和的家世谱系为基础，着眼于家族文化内涵的发展，梳理出沈和陶所继承的三种精神遗产:感恩、君臣之气和独立明辨是非。2016年，的《北方的风筝》也延续了类似的节奏，设计了两个家庭叙事线，陆文生和冯·，以家庭语境展现民国人物。
近年来，世界华文小说中的“家”创作积极避免集体经验的叠加，特别关注个体家庭的事件和心理，以华文故事为叙事背景，收缩宏大的家庭叙事，转而书写不断变化的普通家庭的沉浮。《鲁惹》是严歌苓根据其祖父严恩春的故事改编的一部长篇小说，考察了鲁、和冯·在过去几十年中与命运抗争的跌宕起伏。张玲在《时代故事》中把整个家庭置于不同的时代，这影响了刘念从不同的机会和情境中探索各种形式的自由。李凤群的《大风》详细记录了张家每一代人的寻根行动，寄托了个人与乡村的关系:“倦鸟总会归巢，我们却永远不会归巢。”戴晓华为他的家人写了一部传记，真诚地记录了戴的故事，以沧州的“镇海吼”为精神目标，阐明了“历史洪流中的台湾家庭”坚持“为国难而死，死如归”的价值观。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故事和经历，家和国家的感觉也随着“落叶归根”/“扎根”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动态迁移而变化演绎着观念和理解。家和国家感情的连续性和新鲜感显示了海外华人文学创作者不断的文学想象和不间断的社会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