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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新的政党制度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又有体现广泛参与的民主协商。中国新政党制度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可以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务实的长期发展规划，共同努力实现崇高目标
不久前，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拉(Luigi Gambardella)表示，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的成功故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中国为何如此成功。“在我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治体制的突出优点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务实的长期发展计划，共同努力实现崇高目标。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罕见的。”
“谦卑地倾听，你就会听话。”这是执政党应该有的想法。“无论什么时候谈国家大事，你只谈对错，你不喜欢好恶。”这是参与方的责任。
五年来，CPPCC委员、CPPCC参评单位和专门委员会共提出了29378项建议，涉及推进供给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治理贫困、防治气、水、土污染等重大问题。经过审查，提交了23，975起案件。截至今年2月20日，99%的提案都得到了回应。大多数提案的意见和建议已被采纳或正在逐步实施。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中国不断取得发展成就。”巴基斯坦独立通讯社中国业务总监贾夫德·阿克塔尔认为，中国新的政党制度使“每个人讨论的每个人的事情”成为现实。这样，中国人民参与了国家治理的进程，为国家的进步和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下不断完善，体现了制度与时俱进的特点。
泰国玛希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施源德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个主要优点是，它可以确保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广泛的参与，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可以参与国家治理。“习近平主席希望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助手和好同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希望并愿意听取不同方面的声音。在所谓的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执政党对反对党和少数民族的声音不感兴趣。”
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有好的事情要讨论，有事情要讨论。美国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方面集思广益，听取最广大人民的意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决策是科学和民主的，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有利于政策的执行。"美国政治家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们被利益集团所束缚。"
“正如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灯塔一样，中国的模范作用也可以成为西方国家促进善治基本原则的催化剂。”
新的政党制度在哪里？新的是，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真正、广泛、持久地代表和实现我国最广大人民和各行各业的根本利益，有效地避免了代表少数人和少数利益集团的旧政党制度的弊端；新的是，它紧密团结所有政党和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无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和恶性竞争的弊端；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因受政党利益、阶级利益、地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限制而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对传统政党失望，新政党没有执政经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通过喊口号和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但实际上无法解决问题。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削弱了普通民众对政党的信任；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权力相互制约，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与西方社会的现状相比，中国的新政党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洛马诺夫的观点代表了许多外国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的更有效率。
2018年刚过两个月，由于联邦预算无法通过，美国政府两次“关门”。至于政府关闭所带来的不便和经济损失，在代表不同团体利益的立法者眼中，是不值得一提的。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国情咨文，与会两党截然不同的反应成为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
美国杂志《全球战略信息》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告诉记者，目前西方民主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由于民主制度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公众中出现了“去道德化”的政治趋势。在美国，当选公职的政治家将选民的利益置于华尔街的大资本利益之下。"事实上，华尔街有权决定谁能当选。"。大多数选民认为政府中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也没有人为他们而战。因此，公众的投票意愿正在下降，即使他们投票，他们也更倾向于用反体制的抗议思维做出选择。“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局势。”。
“自从‘历史的终结’被提出以来，福山的预言并没有取得任何成功——西方民主制度并没有萎缩，而是正在崩溃，而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琼斯认为美国存在一种金融寡头政治。金融寡头“购买”和“出售”政客，而政客需要大量资金来开展活动。美国的“民主理想”仍然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
琼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运行的，而减贫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正因为如此，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获得了更好的稳定性。虽然西方也强调人民的福祉，例如，美国宪法的序言写道“改善人民的福祉”，事实上，这已被遗忘。琼斯认为，“正如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希望的灯塔一样，中国的模范作用也可以成为促进西方国家善政的基本原则的催化剂，如回归。”
“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一种权力游戏，多党竞争已经演变成相互斗争和冲突。政党缺乏共识，不愿意寻求共识。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赢得选票而盲目承诺，并且在赢得选举后由于党派纷争而难以信守承诺。在自利制衡的影响下，西方政党陷入了恶性竞争的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甘巴里对记者表示，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避免了政党之间无休止的争端，使整个国家更具凝聚力和可操作性。
萨博利是埃及资深媒体人士，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事务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稳定，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一政治制度中得到了充分和根本的保障。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成功的、有效的、充满活力的，并将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焕发其活力。”在他看来，这一制度不仅在中国有着成功的实践，而且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典范。
(本报华盛顿、布鲁塞尔、伊斯兰堡、曼谷、莫斯科、开罗3月6日电，记者张念生、吴乐军、胡泽珍、任岩、许巍、张志文、曲佩、黄培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