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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卢比尼在《世界报业辛迪加》中写道:
首先，世界经济发展中鲜有亮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再次下调了全球增长预测。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1%的低增长。在宽松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支持下，欧元区经历了周期性复苏，但大多数欧元区成员国的增长率仍低于1%。“安倍经济学”失去了势头，日本经济在2015年年中开始放缓，现在正处于衰退的边缘。英国正面临“离开欧盟”或“留在欧盟”的巨大悬念，企业正等待看到并停止招聘员工和资本支出计划。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面临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问题。新兴经济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和俄罗斯已经陷入衰退，南非几乎没有实现正增长，而中国正在经历急剧的结构性衰退；印度的情况稍好一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完全是因为“矮人选择了将军”。自2013年以来，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增长放缓，原因是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和经济脆弱性增加(经济繁荣期间宽松的货币、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后果)。许多国家避免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是实施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正在下降。高额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抑制了支出，尤其是能够带来增长的资本支出。投资的下降意味着生产率发展更加缓慢，而发达经济体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韩国)的老龄化趋势导致劳动人口减少。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全球储蓄盈余的问题，这是全球投资下降的孪生兄弟。在从劳动力到资本的再分配过程中，收入从倾向于消费的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到倾向于储蓄的高收入家庭和企业。长期失业会侵蚀工人的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源。创新往往隐藏在新资本产品中，低投资将导致长期低生产率增长。拖累经济增长的因素太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改革都不尽如人意，因为改革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而改革的好处却要等很长时间。这给了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一个很好的理由。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意味着必须削减私人和公共支出，增加储蓄，以减少高赤字和高债务。去杠杆化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随后蔓延至欧洲，现在又蔓延至过去十年大举借债的新兴市场。目前，一系列政策组合并不理想。发达经济体的重心转移到财政整顿的速度太快了，复苏的负担几乎完全取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效果越来越差。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不对称调整也影响经济发展。债务国过去支出太多，储蓄太少，但现在它们被市场逼着做相反的事情。但是没有人要求债权国减少储蓄，增加支出。这种不对称的调整加剧了全球储蓄盈余和投资下降的问题。“滞后效应”对实际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周期性衰退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预期下调导致支出下降，这进一步加剧了周期性经济脆弱性。
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处于两难境地。减少不可持续的高债务必须以快速有序的方式进行，以避免去杠杆化进程的过度延伸。但对于主权国家来说，没有有序减债的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说，为其人民的家庭、公司和金融机构实施有序的减债机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同样，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当经济进入下行轨道时，进行这种改革是不受欢迎的。放弃非常规货币政策并不容易。美联储最近表示，美国利率回归正常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即使在那些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财政政策仍被高债务和误导性的紧缩政策所绑架。鉴于上述情况，世界经济仍将停留在imf描述的“新常态”、萨默斯描述的“长期停滞”和中国描述的“新常态”。但是不要犯错误。当不平等加剧，民粹主义势力上升，贸易、全球化、移民和技术创新都遭到反对时，这种情况既不正常也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