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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视野
这是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三年。自2017年以来，许多地方出台并实施了针对两个孩子的综合扶持政策。除了生育支持和子女抚养等措施外，还有补贴和激励措施，如生育补贴、奶粉补贴、产妇福利、弹性工作制度，有些地方还给予现金补贴。这些措施与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有什么关系？它有多有效？这位记者就此接受了采访。
鼓励生育两个孩子的更多政策
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无子女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根据政策鼓励人们生育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平衡发展。
最近，《辽宁省人口发展计划(2016-2030)》出台，提出“完善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税收、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政策，探索对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更多激励政策，减轻生育负担”，以及“鼓励雇主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必要的便利，支持妇女产后重返工作岗位”。
湖北省咸宁市出台政策，鼓励符合条件的政府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将二胎及以上母亲的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陪产假延长至1个月，在此期间工资和奖金照常发放。实行弹性工作制；每笔补贴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
在此之前，许多地方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例如，新疆石河子市向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提供生育补贴，并向有两个0-3岁孩子的家庭提供适当的奶粉补贴。湖北省仙桃市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可获得1200元的补贴。天津为符合二孩政策的员工增加30天产假补贴；湖北省宜昌市按照“限额报销”政策，对县市区合法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居民实行免费基本生育服务。城市地区的标准是每例2500元，并适时调整。
记者注意到，这些地方出台类似措施的背后是与人口状况密切相关的。以辽宁为例，《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6%。0-14岁人口的比例为10.4%。2015年，辽宁的总生育率仅为0.9，远低于2.1的稳定人口更替水平。此外，老龄化程度相对较深，老年人口承受着沉重的赡养负担。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6年辽宁省老年人口的抚养比达到17.37%，高于全国的14.96%。全省总人口连续三年下降，也是人口负增长的三省之一。
从国家角度来看，人口状况面临许多挑战。无子女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60岁以上人口超过2.4亿，0-15岁人口仅占17.8%。总生育率仍徘徊在较低水平，劳动人口比例逐年下降。2017年出生人数为1，723万，比2016年减少63万，两个孩子的比例超过50%，一个孩子的比例下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袁鑫教授说:“这主要是由于育龄妇女的逐渐减少。在“十三五”期间，处于生育期的20至34岁育龄妇女人数每年减少约280万。在“第十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生儿童人数预计将每年减少约580万。此外，这一群体主要出生在90年代，生育意愿低，导致出生的孩子数量减少。”
他认为，“生儿育女似乎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但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国家大事。当地政府根据政策出台了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帮助和支持愿意生育的主要生育群体。
尊重生育意愿，帮助他们解决事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关注那些愿意生育的人，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环境，并帮助和支持他们真正将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行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说。
郑长期关注育龄群众的意愿和行为，并在部分地区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她发现个人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和生育偏好。在实施全面的二孩政策后，一些60后和70后愿意生育，但他们年龄更大，80后和90后成为最大的人口，释放了生育潜力。然而，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碌的阶段。他们的职业面临被提升的压力。他们必须带着他们的孩子去他们的家庭学习，并且他们必须供养夫妻中的老人。对于许多80后家庭来说，是追求事业还是抚养孩子已经成为一个难题。然而，许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事，他们大多忽视生育政策。“对于这部分人口来说，首先，他们必须尊重他们生育的愿望。第二，帮助他们解决事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意愿。”
郑认为，有关生育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儿童保健和学前教育、社区建设等方面。同时，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这一重要任务的同时兼顾自身的职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善待子女、支持妇女兼顾生育和职业的社会氛围。
“尤其是对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往往让她们非常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的时间和父亲的育儿假是否可以实施，还包括0-3岁儿童在抚养过程中的照料问题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研究发现，由于生育导致就业中断，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妇女比例一直在上升。如果分娩期间妇女的就业得不到保障，那么在分娩政策放松后，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妇女劳动力流失，尤其是城镇的高素质劳动力。”郑对说道。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全职妈妈被迫停止工作，因为她们的孩子无人照看。超过四分之三的全职妈妈表示，如果有人帮她们照看孩子，她们会被重新雇用。对这些母亲来说，生孩子需要至少三年的时间来照顾孩子，而且不能安心工作。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将无法安心工作三年，这将不可避免地给妇女的就业和晋升带来不利影响。
一些学者研究了欧洲联盟国家的经验，发现那些能够平衡职业妇女的职业和生育率之间关系的国家的生育率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而那些未能很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的生育率继续下降。“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特别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私人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及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督。”郑对说道。
需要长期的机构安排来支持两个孩子的出生。
应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特点考虑政策安排，并应建立一个灵活和包容的公共服务系统，以提供社会支助服务。
“从政府能为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是件好事。然而，这只是开始。对于抚养两个孩子的更高成本，我们不能依赖一次性补贴，而是依赖长期的制度安排。”袁鑫说道。
他分析了影响第二个孩子出生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儿童保育的高经济成本。在城市里，抚养一个孩子要花费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教育和住房费用也很高。一次性分娩补贴和分娩补贴相当于在牛一抚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第二个问题是0-3岁时的护理问题。根据调查，超过1/3的受访者表示需要托儿服务。目前，近80%的婴幼儿白天由祖父母照顾，而受访者更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专业护理机构。60.7%的被调查母亲生了一个孩子，但不打算生两个孩子，原因是无人照看的孩子。第三，80后和90后主要生育群体面临着出生与职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较大，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他们害怕身体问题，也担心对他们生殖质量的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年轻人越年轻，就越不愿意生孩子，而来自子女较少家庭的生育人口也不愿意生更多的孩子。
根据原来的新建议，支持生两个孩子应根据整个生命周期的特点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和包容的儿童保育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担忧。例如，为老年人提供母婴检查的绿色渠道，为0-3岁儿童提供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补充名额，降低上学后的教育费用，以及对家庭平均收入征收税收。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刚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推动人口发展的内部决定因素更多的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决定。受个人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它要求家庭成员消化、接受和调整，并最终形成一个决定。不同收入、制度、年龄和性别的人面临不同的生育压力。”
杨成刚在他的分析中指出:“孩子越来越少的家庭，空筑巢和老龄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抚养第二个孩子，他们可能会更加无助，无力赡养老人，他们自己的生活负担也会增加。它的家庭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和挑战。它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和市场社会资源的供应和分配。政府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也是市场资源整合和配置的最重要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最佳组织者和协调者。”(记者李红梅)
《人民日报》(2018年8月31日，第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