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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诋毁中国的“崩溃论”开始淡化，猜测中国国际趋势的“陷阱论”悄然出现。一种说法是，中国发展后，必然会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其实力，这将引起美国的恐惧，从而使中美冲突甚至战争不可避免，从而落入修昔底德的陷阱。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趋势可能不是显示实力，而是显示弱势，也就是说，它不愿意承担美国目前无法继续承担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导致世界陷入领导空缺乏和危机的危险，并陷入“金德伯格陷阱”。
中国在“金德伯格陷阱”中的国际责任和领导地位问题确实是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以“美国第一”为口号的美国利益至上理论开始流行，美国在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毫不犹豫地与世界其他国家分道扬镳，这让人们想到了二战前美国的类似行动对世界的影响。“金德伯格陷阱”主要涉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曼塞尔·奥尔森等人就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相对于国内公共产品的概念。国际公共产品的特点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是共享产品，其成本和收益超越了一个国家、不同世代和不同人群的边界。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安全体系和公海航行自由。此后，一些学者运用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结合国际现实来完善概念内涵，将国际公共产品按照部门领域划分为环境、经济、社会、制度、基础设施等类型。今天，世界和平、区域合作、自由贸易、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知识产权保护、度量衡统一等。这些容易产生外部效应的问题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对世界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使用一般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也就是说，使用它们的国家数量没有限制，而且一个国家的使用不会给其他国家造成损失，因此很容易出现“搭便车”的问题——每个用户都希望其他人支付费用，而不是自己支付费用。然而，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需要巨大的成本，这需要一个或几个强国带头承担这一成本。近年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在尽其所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永远不会逃避大国责任。例如，《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典型的环境国际公共产品，它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2017年6月1日，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理由是《巴黎协定》损害了其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无视其作为大国的责任。中国坚定支持《巴黎协议》，承诺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又如，中国发起的“建设”是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自由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安全互信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推动基础设施融资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坚持“众志成城”的态度，不断扩大“一带一路”之友圈，不断凝聚国际发展共识，为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做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高质量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体现。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供大量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公共产品种类繁多，而环境和基础设施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巨大，因此保持稳定的供给并不容易；经济和社会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得到各方用户的认可，而且往往难以调整；与和平与安全相关的国际公益物具有政治敏感性，难以提供。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有必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国情进行系统分析，既要积极行动，也要做错事，以防止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中国无法承受的负担，特别是要防止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杀中国”。对于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战略决心和耐心。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稳步前进，尽管它还很遥远。(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