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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划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期目标和路线图。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实现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综合判断表明，中国具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条件。
准确理解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
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出现倒退，因此无法顺利、稳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为了准确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了解世界银行对各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自1970年代末以来，世界银行在其《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各种经济体进行了分类。然而，当时没有明确和固定的分类标准，各经济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工业化经济体(即当时的经合组织成员)、发展中经济体(分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类别)、资本丰富的石油出口国和中央计划经济。
为便于分析，自1989年以来，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了一系列门槛值，并对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即以198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经济体，1941年至6000美元之间的为中高收入经济体，481年至1940年之间的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其后为480美元。 在1987年美元定价门槛的基础上，根据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各种货币的价格指数，逐年调整到美元的现行价格。 随着价格水平的上升和下降，门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和下降，而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直线上升。例如，2012-2016年的高收入门槛依次为12 615美元、12 745美元、12 735美元、12 475美元和12 235美元。
事实上，尽管门槛会根据价格进行调整，但扣除价格因素后的门槛“实际水平”是相对固定的。随着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从长远来看，高收入门槛与全球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率正在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高收入门槛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30%左右，而在2016年，这一门槛仅相当于后者的22%。在同一时期，高收入门槛也从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的1.8倍左右降至不到1.2倍。
还应该指出，用于划分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同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不是一个概念，不能混淆。国民总收入由劳动者报酬、资本折旧、资本报酬即利润和政府征收的间接税即企业部门、财政部门、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收入四部分组成。人均国民总收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前景
直觉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那么，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前景如何？
1996年之前，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1999年，它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同期高收入门槛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级的。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守预测中国可能在未来几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据如下:第一，世界银行公布的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260美元。第二，假设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率在未来将保持在6%。第三，基于2007年至2016年因价格因素导致的年均0.98%的增长率，假设未来门槛将以1%的速度增长。第四，假设中国未来的价格每年增长1%。第五，假设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6.7元人民币。基于这些假设，中国可以在2023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预测的假设可能与未来的实际情况不同，但在各种假设组合下，中国很有可能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自2010年中国成为中上收入国家以来，用了13-20年才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与过去30年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的经验是一致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描绘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明显超过高收入的门槛，并稳稳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成为高收入国家
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问题，但它实际上涉及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才能顺利、扎实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涉及三项重要任务。
继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大陆，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能够容纳的技术和工业谱系非常广泛。在这个技术和产业的广阔领域中，中国只有少数几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还有很多领域如机床、成套设备、核心部件、生物、医药、医疗设备、材料等。，这些国家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国家。缩小这些差距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制”，并作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安排的实施将把中国的科技和工业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扩大空将非农产业劳动力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的空间，不断促进高质量发展。
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提高社会流动性，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缩小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是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要条件。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很多，如个人能力、努力和风险偏好等，这些都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然而，也有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不合理的原因。从我国的角度来看，一些税费不合理，一些制度性因素不利于保护农民权益，一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还有一些人违反法律法规谋取利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机会均等、改善初始收入分配结构和履行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三个方面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性对策。实施这些措施，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趋于合理，将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处于更合理的水平。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展的环境可持续性。生态环境质量差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改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空气、水和土壤质量的措施，肯定会增加经济和社会运行成本，抑制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投资活动和产出增长，但同时也将对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因为生态环境监管措施将促进绿色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促进相关投资活动。研究表明，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已经出现，未来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将脱钩。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落实这些安排，建设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经济体系，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是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内在要求。
总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会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有利的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构性目标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含义。
当然，即使中国成功跨越了高收入门槛，它在高收入国家仍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仍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避免因战略和政策失误导致收入水平绝对回归中上收入，避免“逆水而行，不进则退”的相对意识。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我们将继续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继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走向世界。
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意味着，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全球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16%翻一番，达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大大提高，而且还将为其他50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为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北京大学新街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