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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西蒙尼克森写道，希腊危机的重现表明欧元区正面临结构改革的巨大挑战。然而，结构性改革在各个方面都触及到了既得利益，这是吃力不讨好的，欧洲的政治家们普遍都有抵触心理。有些人只是把结构改革和“勒紧裤腰带”混为一谈，误导视听，以此来回避和忽视重点。甚至像希腊这样可能很快会退出欧元区的国家也不会放弃改革。欧洲结构改革中缺乏政治权力的问题十分突出。欧洲很可能会效仿日本，长期拖延改革，在低增长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欧盟的发展历史表明，大危机往往导致大改革。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会成为欧洲新一轮改革的催化剂。文章编写如下:
首先，结构改革已成为欧洲的一大挑战。目前，希腊危机似乎没完没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希腊危机反映了欧元区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何引导成员国在实施关乎其未来的政策时，考虑到“悬在同一棵树上”的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利益；我们如何才能说服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拒绝外国救援计划附加条件、但目前没有债务违约风险的成员国政府，进行深入改革？由于欧元区使用统一货币，成员国在应对风险时不能再依靠货币贬值、赤字支出和印制钞票等常规措施来减少影响。实施结构改革成为关键。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表示，自欧元问世以来，“结构改革”一词已出现在欧洲央行三分之一的公开演讲中。然而，并非所有欧元区成员国都这么认为。在过去的七年里，尽管受到了危机的影响，相关成员国在缩小公共机构的规模和成本、减少官僚主义以及开放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一直进展缓慢。
其次，结构失衡是希腊反复危机的祸根。希腊是结构失衡的一个极端例子。无论经济繁荣还是衰退，希腊都无法逃脱“再生和造血”缺失的痼疾。欧元问世时，大量低息资金流入希腊，但希腊的私营部门未能创造商业机会，也未能吸收滚滚欧元浪潮。令人遗憾的是，大量欧元资金被浪费到了效率低下的希腊公共部门。当资本流动枯竭时，希腊无法实现财政平衡。由于希腊公务员制度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失败，政府只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财政平衡。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希腊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葡萄牙也有类似的问题，尽管程度较轻。在改革问题上，葡萄牙比希腊果断得多，这导致了葡萄牙经济的复苏。然而，葡萄牙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仍然明显，公共和私营部门仍然负债累累。如果改革步伐放缓，市场信心将会动摇，新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曾将欧元区推向通缩边缘，并迫使欧元区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第三，欧洲政治家拒绝改革是一种短视行为。政客们不喜欢结构改革，因为它触及了所有方面的既得利益。恢复经济活力意味着减少就业保护措施，推迟退休年龄，并消除一些阻碍竞争的特殊权利和政策障碍。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希腊政治家，他们的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其他相对温和的政治家虽然口头上支持改革，但认为改革会抑制需求，并坚持改革应该等到形势好转。希腊政府的支持者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他们要求欧盟不要强迫希腊进行改革。这个想法是片面的。可信的改革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前景，使企业更多地投资于未来的收入和利润，这自然会促进短期需求而不是抑制需求。同样，推迟退休年龄将减轻储蓄压力，也将提振需求和经济发展预期。
第四，如果欧洲错过了改革的机会，它将步日本的后尘。目前，欧洲的借贷成本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银行贷款也近七年来首次上升。欧元区所有国家实施改革、鼓励投资和释放被压抑的需求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无论理由多么充分，都不足以促使各国采取行动。欧洲政治生态变得越来越极端。现在，每当我们谈论结构性改革时，有人说这是一种“紧缩政策”。如果像希腊这样的国家被允许拒绝实施改革，即使是在面临经济灾难的情况下，谁还能指望自愿实施改革呢？在欧洲量化宽松政策下，所有国家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我担心没有人会有意识地实施那些痛苦而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更有可能的是，许多欧元区国家可能会效仿日本。日本已经拒绝改革20年了。问题在于，当欧洲量化宽松政策的周期性效应消失时，欧元区低增长的痼疾将长期拖累投资和就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