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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新兴市场已经成为新一轮债务危机的主要风险点。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动荡已经过去了近10年。自希腊破产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已经过去了六年。贯穿这两次危机的主线是债务从积累到崩溃的发展过程。现在,《全球债务编年史》的“第三章”开始了,这次主角是新兴市场。投资者已经开始在新兴市场大量出售资产。然而,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到来。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并不新鲜。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动荡相比,本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要轻得多。如今,新兴市场的汇率更加灵活,外汇储备增加,外债负担减轻。然而,新兴市场债务泡沫破裂对全球增长的影响将超出人们的预期。尽管美联储正准备加息,但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新兴市场危机。
其次,超低利率导致新兴市场大量盲目借贷。在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见证或即将见证的“债务三部曲”中,每个周期都以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资本洪流压低了利率,刺激了贷款增长。在美国,大量盈余资金(主要来自亚洲)涌入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造成灾难性后果。在欧元区,节俭的德国人点燃了爱尔兰繁荣的房地产业和希腊铺张的公共支出。发达经济体的泡沫破裂后,利率降至历史低点,大量资金改变了流向,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这本身是对的,但它导致了另一种挥霍:太多的钱贷出得太快,大量的钱贷给鲁莽的企业,为缺乏谨慎的项目融资,或者购买定价过高的资产。新兴市场的整体债务规模已从2009年的150%增至目前的195%,而企业债务已从2008年的50%增至75%。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的债务比率增长了近50个百分点。
第三,新兴经济体与众不同,受到危机的影响。现在,新兴市场的繁荣已经结束。尽管强势美元和美国加息的预期抑制了低利率资金的涌入,但中国经济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仍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一些债务周期以危机和衰退告终,如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一些债务周期以低增长结束,因为债务人将停止支出,而贷方将试图退出。从新兴市场的繁荣程度来看,这场危机将造成伤害。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在借款高峰后的三年里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至于新兴市场未来会遭受多大的痛苦,还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比如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的调整幅度。新兴市场的经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指那些经历了周期性繁荣并将留下长期后遗症但不会“立即心脏病发作”的国家。韩国和新加坡属于这一类。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对世界经济尤为重要。中国有足够的牌来对付资本外逃,并且在经常账户下有巨额盈余。截至今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5万亿美元,是其外债规模的三倍。中国政策制定者有足够的能力拯救借款人,并对债务违约表现出较低的容忍度。当然,掩盖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中国,一些破产的公司是不可持续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仍有大量坏账,钢铁等过剩产能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倾销。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抑制增长,但与此同时,严重危机的风险也排除了。
第二类是指那些缺乏足够手段保护其不计后果的借款人、无法有效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一个是巴西。自2007年以来,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规模已经扩大了12倍;经常账户长期赤字,严重依赖外资;政治制度混乱,税收制度缺乏灵活性。巴西是一个从未给投资者特别保证的国家。第二,马来西亚。该国的银行欠下了大量外债,家庭债务比率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排名第一。作为缓冲的储备规模较弱,经常账户盈余进一步减少。第三个是土耳其。该国出现了“经常账户赤字、高通胀和高外债”等综合症状,随着里拉进一步贬值,这些问题可能会继续恶化。
第三类是指那些可能逃脱严重危机或目前正经历最严重危机的国家。印度的经济形势有了显著改善,好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勉强过关,卢布经历了大幅调整,这对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阿根廷似乎总是无法逃脱失败的阴影。然而,该国的私人债务非常少。如果改革派能够赢得本月的大选,阿根廷也不会被排除在外。